抗战时期中共是怎样应对美国“两面派”的？

徐忠

2020年09月29日08:3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抗战时期，中共非常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一方面考虑到美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开展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以美制蒋，促进中国民主运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另一方面，针对美国为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中共坚决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与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共对外开放欢迎中外记者访问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标志着美国在远东的绥靖政策破产。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为中国提供部分武器和军用物资，向国民党政府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援助中国抗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是夺取对日作战胜利不可缺少的力量。1943年9月，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向蒋介石建议：“调动西北方面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兵力出山西、河南，袭击平汉线，进逼郑州、武汉，以扭转中国局势。”他还要求国民党从自己积存的武器中拨出一部分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主张凡是中国抗日的力量都应得到国际的援助。这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

到了1944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根据地有了明显扩大，人口增长到8000万，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有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关注与不满。

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中国抗日，更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敦促蒋介石迅速着手改善中苏关系和解决国共矛盾，蒋介石没有采纳，引起美方的不满。6月9日，在国内外各方面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极不情愿地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其中美国记者占多数。对中外记者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这说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失败了，解放区对外的大门打开了。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外国记者仅有的一次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规模集中采访活动。毛泽东立即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见面的时间。在记者到延安的第三天，即6月12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数是第一次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是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北战争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分别会见了记者。一份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播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到延安采访的中外记者们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党政军的干部与士兵，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他们回到重庆和各自的国内，发表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报道、文章和出版书籍。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也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说：“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朋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中共非常重视美国军事考察团

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之后，美国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利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以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包尔德上校为团长）18人抵达延安。这是美国对中共派出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中共开始有了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

早在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团（组）来延安的问题，决定：向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观察组成员多次谈话，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延安和其他地方进行考察，并欢迎美国向解放区提供援助。毛泽东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次谈话，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指出：“抗战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危险时刻就将来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供应的武器有可能被国民党用于未来的内战。如果美国把援助中国的抗战武器只给国民党，而不分配给抗战的共产党，这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实际上会助长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美军观察组成员还到晋绥、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并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的报告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与拥护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和拥护,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汇报传到国内，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时扩大对外交往特别是与美国打交道的需要，中共中央于8月18日，首次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重点指出：“外国人士的来访，不应看成是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的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中心内容。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许多外交往来，还必须经过重庆国民政府的承认；国民党不愿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我们与盟国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开展外交往来。发展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共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指示强调：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在这一指示指导下，中共提出放手与美国军队合作的方针，尽量满足美方提出的抗日军事合作方面的要求，积极配合美军的军事行动。同时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共重点对付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展，中国的作用日益减小，中国内部是否团结对美国已无关紧要，美国要考虑的是如何为美国战后控制中国、控制亚洲、控制太平洋地区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前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赫尔利插手国共谈判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就是坚定地扶持蒋介石，建立一个符合美国统治集团利益的蒋介石政权。由此可见赫尔利来中国是做国共关系的“两面派”调解人的。

11月7日，赫尔利由林伯渠陪同，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亲临机场迎接。赫尔利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赫尔利先表示希望国共团结，以利抗日，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接着，赫尔利提交了一份《协议的基础》的文件。这是赫尔利和国民党方面共同起草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共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以及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接受政府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合法。毛泽东在发言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抗战不力，破坏国共团结。9日会谈讨论中共草拟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协议》，在这次会谈中，赫尔利表示中共拟出的协议是完全合理的。10日，毛泽东、赫尔利在延安会谈形成的《五条协定草案》上签字。当天下午，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渝，准备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谈判。赫尔利访问延安后，多方威胁利诱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听信赫尔利的“好言”相劝，也没有惧怕他的威胁，而是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留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美方：“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作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绝不能干”。

12月24日，赫尔利在致美国国务卿电报中明确讲了他来中国的目的：“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中华民国主席与军队委员长蒋介石；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的关系和谐；四、增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为击败日本方针，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他以这样目的来做国共两党的“和平调解人”，明显是中国童话故事里的“披着羊皮的狼外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周恩来说:“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订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主要内容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

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说：“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周恩来当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方针。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2月18日致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原则和方法。”这就充分暴露了赫尔利名为调解国共关系的“调解人”，实为支持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的后台老板。

4月2日，赫尔利根据雅尔塔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在华盛顿公开宣布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恶化。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已公开支持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仍面临着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美国在军事上尚需中共的配合，眼下又不敢与中共彻底决裂。由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利用矛盾、施加压力、迫使美国改弦易张的对策，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派兵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以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另一方面，动员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起来一致批评美国政府的错误，迫使其改变对华政策。4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对赫尔利4月2日的反共谈话予以坚决反击，指责其只能“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警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要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第一次公开指责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认为它“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从6月下旬开始，《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措辞严厉、态度强硬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战后取代日本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假如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是“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抗战期间对中共采取从希望国民党联合中共共同抗日，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到扶蒋反共，坚决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的政策。虽然，在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上，美国一直掌握着主动权，但是中共在制定对美政策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美国的“战时表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的策略方针，既反对忽视或不要外援的孤立主义，极力打破国民党的封锁限制，主动争取美国的援助，又没有依赖外援、听任美国摆布；既利用了美国一切有利于中国抗日、民主的积极因素，取得了美国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加速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对美国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极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对美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8期